| 摘 要：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潮流中普遍展开和推进的多中心治理，代表了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种规划，表达了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中心化”治理结构的趣味。其“出场”的历史合理性在政府重塑、民主行政和公共服务等治理变革的话语中给予了宣示，其现实有效性则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实践中获得了经验支持。然而，多中心治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并没有触及对多中心治理正当性建构的确切解释，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建构路径需要回到承认政治中解决。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作为多中心治理正当性的担负，使得多中心治理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事件”还是知识，都具有“世界复魅”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政府改革主流思潮的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是“承认政治”的想象。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 承认政治； 治理结构
引 言
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治理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以后，人类所经历的又一次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观察，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的“隐蔽的本质”的，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就此而言，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治理革命的“元叙事”。
很显然，多中心治理在其作为社会变革事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性事件而备受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话语之一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何以能够成为理性官僚制之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面对这些问题，政治学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 (1)激进变迁的解释框架立足于现代性重建，通过解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阐释了“治理革命”出场的历史合理性； (2)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制度-功能”解释框架，具有鲜明的立宪经济学色彩，试图在民主、官僚制和公共物品三个变量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行政分析框架； (3)规范诠释框架推崇传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新托克维尔主义为资源，重申社团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价值。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固然转移了政治学研究议题，但如何理解和解释多中心治理才算合法性充分呢？
从方法论角度审视，多中心治理的基本语境是现代性政治的重建，多中心治理的难题隐藏在其运作之中。由此来看，多中心治理的精神与实践，表达了在现代性政治重建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公共治理中的“多中心性”实质是公共事务的民主合作管理，是民主治理的一项策略。因而，“治理革命”的主题在于多中心治理的不同主体间如何建构合作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最简约地说，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性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合理解释的问题。所以，受制于传统学科的局限，前述几种解释框架，都与多中心治理所具有的现代性政治重构这一根本要旨有差距，并没有真正观察到多中心治理赖以成立的正当性所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就不能为多中心治理运作提供理论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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