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激辩连场，也有人质疑：如不是因为政治推动，文学的力量会有那么大吗？本文旨在说明，文学的声音原是很微弱的。正因如此，聆听这种声音，自然也要多花一点心力。
文学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历来便有各种说法。高行健得奖产生了强烈的爱与恨，一部分原因也就是把文学的功能看得太大的缘故。
实际上，文化艺术要是有任何社会作用的话，也是细水长流的，就是俗语所说的潜移默化。最近中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影片叫《生死抉择》，是讲反贪的，官方明令各级干部都要看。意图自然是良好的，但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已经在贪赃枉法，或蠢蠢欲动的官员们，到底有几个会因看一部电影而改变主意？
据说清朝时候有一种治贪的方法，就是把涉案严重的贪官处死，将皮剥下来做成标本，悬挂在官府的后堂。用意是：新官上任，看了这个恐怖的标本，就产生警惕，不敢贪污。
或许这只是个传说，然而志在警戒而设的古代酷刑也着实是不少的。但这一来，清朝的贪官污吏都绝迹了吗？要是严刑峻法都不能吓绝，看部电影、读本小说会起作用吗？所以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
古往今来，当然也不乏能打动人心，能移风易俗的文艺作品。据悉有部舞台剧《商鞅变法》，让朱总理看后掉下泪来，加强了改革的决心。不过仔细分析起来，政权的转移、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巨变，其实包含许多客观因素，并不是几根大笔所造成。
文学沦为政治工具
结果是场文化浩劫
文学的作用被夸大，说来有史迹可寻。知识分子的天性便是追求平等、博爱、自由的，他们疾恶如仇，几乎一面倒的要埋葬罪恶的旧政权。近代中国几场重要的革命，便是由知识分子的“不平则鸣”开始的。新政权于是也看到文化艺术的“力量”，导致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样板戏、样板文学的出现，连鲁迅也变成比耶和华更不能触犯的神。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结果是场文化浩劫，这就不再细表了。
文学之被说成伟大无比，另一个原因是搞文学的人自抬身价所造成。在高行健领奖的场合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恩达尔所说，“你拥有那么大的国家，为何要害怕一个住在巴黎郊外的人？”其实也有夸大文学力量的成分。然则，恩达尔调侃的只是那些神经过敏的人，中国人里面其实也有不少为高行健喝彩的，就事论事评论他的也有，亦有人说该请他来访问新加坡，并未把他视为洪水猛兽。
曾经一度被誉为神圣的“纯文学”之说，首先从西方传来。就是把文学定义放得很高，不食人间烟火的才能算为文学；并把文学看成发聋振聩、澄澈心灵、改变思想的良方，几乎无所不能。所以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依萨钒蜕嵛狗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便写过一篇短文，讽刺把文学捧上天的人。文章叫做《阅读的孩子》。
辛格说，有五百个理由让他立志为儿童写作，但为了节省时间起见，文中仅列其荦荦大者十项。何以要给儿童写作？第一，孩子们读书读原著，不理会书评的说三道四。第二，孩子们读书不是为了寻找身分认同。第三，不是为了赎罪，不是为了满足叛逆心理的渴求，不是为了避免异化。第四，不是用来作心理分析。第五，孩子们厌恶社会学。第六，他们从不试图理解卡夫卡和Finnegans Wake（笔者按：乔哀斯的前卫作品）。第七，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家庭、天使、魔鬼、巫婆、精灵、逻辑、清晰的表达、标点符号，和现已作废的同类事物。第八，他们喜爱有趣的故事，不是评论、导读或注脚。第九，读到一本乏味的书时他们公然张嘴呵欠，毫不害臊也不惧怕任何权威。第十，他们并不期待酷爱的作家给他们带来人性的救赎。他们年幼无知，但晓得自己能力有限。只有那些大人，才具有童稚的幻想。
辛格这根可是匕首投枪，戳破了几乎一切虚妄的文学观。西方学者中如休斯（Ted Hughes）等也指出，文学并不能给你解决什么困惑，充其量只是提出一些可供辩论的议题（arguments），或唤起人们的关注（awareness）而已。高行健在得奖演说中提到，文学是“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相信也是这个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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