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然而对于其中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做进一步的探究。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或“元典时代”就已构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而自然、人文和科学三重文化价值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的三个要素、三块基石和三大传统,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化奔腾向前和绵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精神动力。道家以“道”为本,取法“自然”,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提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传统;儒家取法“三代”,以“仁”为本,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内在价值的提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而墨家则以现实性生活的真实性为最高价值追求,趋向于知识论和对象性关系的外在超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主义传统。道、儒、墨三家之学的异质互补、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气度恢弘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模式,而且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与取中致和的精神特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过程中学派分化整合的基本点与活水源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学术背景。如果我们把“百家争鸣”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三代”文化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则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这一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因为,它不仅渗透和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诉求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帝时代既是华夏文明的开创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有关的神话和传说中,圣人崇拜与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趋向。而依照诸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和对圣人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会和治世之道,进而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可以说,这种非西方式的“创世神话”,使中国文化不仅呈现出以人为本和向内探求与外在超越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致思,也未形成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与“神文”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五帝时代的文化传说集中体现为融神祗、英雄、祖先为一体的圣人崇拜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而成为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则无疑为这种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将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与此相适应,周人则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学到人学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灿然完备的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德”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时代,特别是进入春秋后期社会巨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对历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价值重建则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