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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
| 作者： 来源： 点击数： 日期：2008-4-15 9:54:31 添加到收藏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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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是倍受青睐，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他的家乡阿布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他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格拉底曾被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柏拉图曾被西西里的叙拉古王三次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亚里斯多德也曾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并不集中在政治理论上，一旦远离政治，便转而以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了。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了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要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底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直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古代社会，其文化与政治长期处于脱节的状态，致使欧洲政治史一直处在相对任意发展之中，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都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理想，其结果的不同，是各自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异所致，但与中西方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程度和关注角度不同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政治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的考查。人类的思想文化并不是社会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者，而是能动的反映者，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也表现在人们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时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必然带来后人社会实践上的不同和实践结果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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