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还是按照收入分组还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国家行列。在绝对的水平上，我国的贫富差距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基尼系数等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应该在城乡内部分别计算，城市算城市的，农村算农村的。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世界上一些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往往也是城乡二元结构。比如，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巴西的贫富差距也有相当部分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要城乡分开计算贫富差距？进一步推论，有的国家贫富差距大，是不是贫富也要分开计算？

　　有人努力掩饰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许是用心良苦，即担心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会影响经济发展，是在为继续坚持效率优先进行论证。其实这是一种缺少分析的看法。必须看到，在最近几年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能不能形成相对充沛的内需，是关涉到我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是否能够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而要形成足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内需，必须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前提。现在的现实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抑制需求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但大体可以为多次调查的结果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上说，协调利益关系，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实的背景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因此，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要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转，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

　　协调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格局，当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很重要，但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