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国幼教改革伊始，就展开了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激烈讨伐，但时至今日，“小学化”倾向仍在广大农村幼儿园肆虐。据笔者在西北某省十几个县农村幼儿园的实地调研，农村幼儿园(学前班)的孩子如同小学生一样，背着沉重的书包，从早到晚在教室内学习识字、写字和算术，回家后还有数不清的作业。为什么“幼儿教育小学化”被教育界围剿得体无完肤，却未能阻挡住沉重的学习负担向农村幼儿园漫延?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以西北农村为例，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做出分析。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指社会分为不同层次，各个层次间具有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方面的差距。社会分层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有着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教育活动。社会分层刺激着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取得职业资质，以便个人在介入社会分层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
　　社会流动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和角色转换，即从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转换到另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现象。社会流动以社会分层为前提。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社会流动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向上流动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目标。人们期望能够以其学历、智慧、才能和社会贡献取得更高的收入、权力和声望，即由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一个社会的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即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
　　个体能否实现向上流动取决于诸多因素，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和主要途径。有关研究表明，个人的教育程度与其职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人们在追求向上流动时往往需要借助于某种职业，而决定职业地位的首要因素就是教育学历。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越高，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缺少社会流动，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文化和象征身份，现代社会的流动程度较高，教育的经济功能和选择功能也就凸显出来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人是经济的动物，他总是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生活，教育在当今社会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孩子在幼儿园伊始就被要求开始刻苦学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了农村家长督促孩子苦学的至理名言，也推动着幼儿园的孩子们提前加入到学习的竞争中来，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学历文凭，为了未来满意的职业，为了获得社会分层中的有利位置。这是个人和群体做出教育选择的必然逻辑，也为农村幼儿努力学习小学教育的内容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借口。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户籍制度以来，人为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其基本特征是城乡分割和城乡不平等。”城乡人口在劳动条件、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同时城乡分离也限定了农民的社会流动，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最终，“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特殊身份的代名词，使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农村人口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考试制度使农业人口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成为可能。
　　对于依赖贫脊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通过考试沿教育阶梯拾级而上，无疑是他们摆脱农民身份，把握自己命运的惟一一条有规则可循的途径。激烈的学业竞争不仅成为必然，而且竞争结果也是显在的。学业竞争的获胜者进入高等学府，获得较高的学历，并由此拥有城镇户口、优越的工作环境、较好的经济利益、较高的社会地位；学业竞争的失败者，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条件，只能加入到城市打工族中，成为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两者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显而易见。这必然带来激烈的学习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祸及农村幼儿园的孩子。